德里达文学批评思想在中国的研究综述

摘  要：在中国,德里达文学批评思想的研究，首先，表现在翻译西方理论家评价“解构主义”的著作，以及德里达原著的部分章节；其次，中国学者在这些译著的理解基础上，结合中国的本土语境对“解构主义”文学批评思想重新作了梳理和评价，出现了自己的“解构主义”研究成果；最后，利用他的文学批评思想展开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

    关键词：德里达   研究   解构主义

 

    Abstract: In China, investigation on Derrida’s literary criticism, firstly, appears in translating those texts evaluated by western theorist on Derrida’s thoughts, including parts of Derrida’s original works. Secondly, basing on those works and according to native discourse environment, Chinese scholars gives a new appraise and combing of Derrida’s criticism, and comes forth their investigating works on Derrida. Lastly, according to it, they spread the criticism on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 Derrida; Investigation; Deconstruction

    “解构既不是一门哲学，也不是一种主义，更不是一门科学，它总是多重的。这种多重性以及它在不同国家里表现出的形式的多样性，使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世界性的事物，此外，它总是与某种语言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不仅仅是世界化、全球化，包括解构，都并不是这个世纪才出现的，它们一直存在着。……我最初的解构实践是对欧洲中心论和西方哲学的界限提出疑问。不是为了质疑它们，而是从逻格斯中心主义和语音中心出发就它们本身思考。也就说一开始，解构就是面向世界化的，它面向关于世界的思考。”[1]德里达自身对文学作品的探讨，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了一些重要总问题上，但是，这些并不是“解构”——不是我们一直运用“解构”一词所表达的意思。解构文学批评将主要受到德里达解读哲学著作的影响。本篇论文阐述的德里达的文学批评思想,也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进行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解构主义”，也即德里达文学批评思想，对于中国的当代文学批评同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显然，“解构”一词不再属于哪一个领域，也不再属于哪一个地域，而是属于我们人类自身的思维。中国本身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研究“解构主义”，目的就是认识中国，尤其是“后现代景观”纷至沓来的中国。

    国内关于德里达文学批评思想的研究，往往是和“解构主义”以及在其影响下“新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思潮的研究结合在一起的。但随着德里达的著作的大量翻译到国内，人们开始更进一步领会德里达文学批评思想的要义，以及它自身体系的“自为性”，也同时认识到其它的“后”思潮都是在他的理论思想上发展和深化的。这样，我们就可以与以往在谈到“解构主义”文学批评特征时，笼统地与其它思潮一起谈的分析相分开。将他的文学批评思想与其它思想家、其它思潮相分别，并且清晰地梳理德里达文学批评思想在中国语境的接受过程，变得尤为重要。德里达文学批评思想和形成，是从笼统的“解构主义”思潮的译介开始的，经过了中国学者的研究和运用这一过程。尤其是在最近，大量的德里达原著和研究个人思想翻译到国内，为我们构建德里达文学批评思想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国内传播和接受他的文学批评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期：

    （一）1980-1988年：初期笼统的翻译和接受

    “解构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始于国外学者阐述“解构主义”的文本翻译。在这一个过程中，翻译过来的著作，也集中在国外有关评论和阐释“解构主义”这一整个思潮的理论著作。

    最早的一本是1980年，由李幼蒸翻译了比利时学者布洛克曼所著的《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2]，该书首次介绍了德里达的“书写语言学”,在中译本注释中又分为“书写语言学”、“踪迹”、“文本间性”、“分延”等解构主义的核心概念做了初步界定，对于当时中国学者理解和接受“解构主义”影响较大。到了1986年，国内翻译了好几本书西方有关“解构主义”的评著，例如：《当代西方文学理论》、《西方文艺学概述与比较》和《当代文艺学理论引论》,它们都有专章论述解构主义思潮。这些著作的出现使得学术界能够直接阅读国外学者有关德里达哲学解读。但接受的过程往往是难的。例如，其中对“解构主义”做过系统研究的英国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的同一本有关“解构主义”文学思潮的书在中国就有三种译本，分别被称作《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文学原理引论》、《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命名的差异，也同样体现在译文中。但正是因为有了最初这些并不精致的译文，中国的学者才敢开始零星地、尝试性地对更为集中“解构主义”思想特征的德里达本人的原著进行翻译工作,例如:《在法律面前》选自《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

    同期产生影响的还有中国学者徐崇温的《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3]一书,该书介绍了德里达的消解哲学,认为解构主义不同于后结构主义,并把德里达和耶鲁四人帮划为“解构主义者”,而把后期巴尔特、拉康、福柯等人的思想概括进了“后结构主义”的范畴之内，而且在论述德里达的消解哲学和福柯的权力理论的基础上，概括了“解构主义”的基本特征，对于国内学者在理论研究方面颇有启发。

    然而，尽管学界已经掌握了很多的有关德里达的资料，实际上到这个时候为止，并没有一本真正的有关德里达著作的中文译本。在这些零散的译著中， Derrida的名字也被用得五花八门,如德瑞达、德立达、德里达、德雷达、戴立达、德赫达等,可见当时学界对于“解构主义”以及德里达的文学批评思想并未能形成清晰的统一的认识。

    （二）1988-1998年：陆续出现德里达本人著作的译本，并产生了中国学者研究“解构主义” 的理论著作

    中国学者在国内翻译西方“解构主义”文献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系列研究自身研究“解构主义”的理论著作，并明确将“解构主义”作为文学批评的 “方法论”之一。

    首先，继续翻译“解构主义”的西方文献，德里达的著作也有部分被翻译到国内。从1988开始到1998年期间，有关“解构主义”的译著大约是10部。到了 1998年，尤其是90年代后期到现在，后来国外学者影响比较大的是在法国的解构主义被引入美国学界，并迅速获得普及的过程中，乔纳森·卡勒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传道人之一。他的两部力作——《结构主义诗学》和《论解构》，不仅对法国结构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作了准确的梳理和解释，而且使之顺利实现了与英美文学批评传统的勾通和衔接。而中国学者，研究德里达文学批评思想的专家陆扬，在英文文献基础上，又将德里达翻译介绍到中国，比如在有关德里达文学批评的著作《论解构》中[4]，系统地论述了德里达解构主义对文学的影响，从四个方面分别进行了阐述；同时还出现了《重申解构主义》、《结构主义以来——从列维·斯特劳斯到德里达》等一些有关“解构主义”的论著，这里谈“德里达”，还是零星的，只是将其作为“解构主义”思潮之一而笼统地来谈的。

    同时，有关“解构主义”和德里达著作中的部分章节，也被中国学者介绍到教材中去，如：《结构、符号与人文科学话语中的嬉戏》见《最新西方文论选》，胡经之、张首映主编的《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第二卷“作品系统”在其第九编中收录了德里达的《系动词的增补:语言学之前的哲学》以及卡勒的《解构主义》两篇译文,朱立元、程未介编译的《美学文艺学方法论》收进了诺里斯的《德里达:语言反观自身》一文等。

    其次，在90年左右，国内曾经出现了“文化热”。在“文化热”的同时，同时出现了大批论述“解构主义”的学者,例如:张隆溪、李幼蒸、徐崇温、王逢振、王宁、王岳川、王治河、盛宁、尚杰、唐小兵、徐贲、张宽、陈晓明、张颐武、包亚明、陆扬、马驰等来自不同专业的学者。其中，对于“解构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做出重要贡献的学者，主要是陆扬、陈晓明、杜小真、郑敏、王岳川、尚杰等等。如，陆扬的《解构之维》[5]作为国内出版的第一本论“解构主义”的专著, 在学界产生的影响较大。这本书涉及了“解构主义”现象的方方面面,资料充实,具有较强的知识性。较早的利用“解构主义”来解释当代中国的文学的是陈晓明，他在《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6]一书中专门有一节“趋同与差异：中国产生后现代主义的前提条件”论述了当今中国经济发展以及文化氛围给予“后现代主义”产生提供了最低限度的历史条件。而在美学领域，王岳川的《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7]，这是90年代初最早翻译过来的关于部分介绍西方后现代思潮、文化以及美学思想，为中国学者认识外部世界提供了一扇窗口。

同时，一些学者将自己关于研究“解构主义”的成果作为他们研究整个西方后现代文学哲学成果的一部分,以自己专著的章节的形式论述，从“方法论”本体的角度，对“解构主义”给予了重视。“解构主义”不再仅作为一种思潮，后来也同样产生了“方法论”的意义。例如:王逢振在“今日西方文学批评”中重点介绍了“解约主义”的文学批评方法；王忠勇写过“消解主义文论”一章；盛宁也做了专门的理论探索；章启群的《哲人与诗》专设了“德里达”一章；胡经之、王岳川主编的《文艺学美学方法论》更是明确地在[8] “解构研究法”这一章里将其看成一种“方法论”；马驰《叛逆的谋杀者——解构主义文学批评述要》[9]，第一次将“解构主义”文学批评作为专题而研究的著作，该专著对“解构主义”的诞生、发展、以及德里达与“耶鲁学派”、“现象学”、“阐释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阐释。与德里达的“文学批评”有关的还有《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另外，张隆溪所著《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10]，将解构主义放在20世纪西方文论的整体背景中加以考察，使读者清晰地领略到“解构主义”在20世纪西方文论的历史地位和整体流变的过程。

    （三）1998年至今：继续翻译德里达的著作并深化了其文学批评思想在中国的研究

    关于中国学者对于西方“解构主义”以及德里达文学批评思想的认识，到了90年代末，基本达到了成熟的阶段。在翻译西方“解构主义”理论家的著作的同时，主要翻译出反映德里达文学批评思想的代表性著作和国外系统研究德里达的学术传记。这为中国学者更进一步深入研究德里达的文学批评思想有着重要的意义。

    尤其是“20世纪西方哲学译从”（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和“知识分子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两套丛书的出版，为我们提供了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文学批评思想为发韧的“后学”的整体概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德里达的一系列著作被翻译到中国，并且同时翻译了国外学者有关德里达的传记。其中陆扬、汪堂家、汪民安、赵兴国等一批年轻学者译文的准确性和流畅性，也为中国后者“解构主义”的思潮在中国的升温提供了直接的可能和基础。从此，有关具体的对于国外学者翻译德里达原著的也层出不穷，德里达的《论文字学》、《书写与差异》、《文学行动》、《语言与声音》、《马克思主义的幽灵》等译著相继出出版，为中国学者正确掌握和理解德里达的思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另外，为我们提供接受上方便的，是国外学者带有学术性的传记性的一些专著被同时翻译过来，影响较大的有：《尼采、海德格尔与德里达》（[德]恩斯特 ·贝勒尔）、《德里达》（[英]克里斯蒂娜·豪威尔斯）、《德里达——解构》（[日]高桥哲哉）等。中国学者陆扬在《后现代的文本的阐释：从福柯到德里达》[11]一书中对解构主义两位大将福柯、德里达思想和文本进行了细读。

    我们将在此期间德里达文学批评在中国传播的的理论成果分成两类:（1）解构主义的纯理论；（2）用“解构主义”解释中国的现实的理论。前者是最早关于解构主义的纯理论，如：《后结构主义文论》、《德里达》以及《后现代文本阐释:福柯与德里达》等；后者用“解构主义”解释中国的现实，如《后现代主义哲学述评》在其中一章中重点介绍了“法国后结构主义”的思想要点及其理论特征及理论上缺陷；同时，王岳川在《东方丛刊》以及其专著《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等多处论述“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对于中国的影响。

    由此可见，德里达文学批评思想在中国传播，是从自发到自觉，再到成熟和深化。在不断了解和接受的过程中，结合中国的本土语境对“解构主义”文学批评思想重新作了梳理和评价，出现了自己的“解构主义”研究成果，并利用他的文学批评思想展开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但是，在这样的传播和接受中，我们也同时感到德里达的文学批评的翻译和研究还许多方面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深化入，具体有如下几点：

    首先，对于德里达的文学批评思想的研究缺少从深层次的研究，宏观多于微观，对整个思潮的评价过多、过泛，缺少新意。在具体的研究中，由于局限于英文著作的翻译而紧跟着美国的“解构主义”研究的套路走，无法形成自己独立的研究特色。

    其次，关于将德里达为主的“解构主义”放在一个什么样的立场上研究造成重大的分歧，尤其是“名称”和“身份”上的混乱。研究德里达，主要就是研究“解构主义”最初的思想资源，从而理清德里达的文学批评思想的源源。而后来德里达的政治学转向，都应该纳入这个前提下进行。显然，其研究不能等同于美国的“解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也不等同于利奥塔《后现代的知识报告》中提出的“后现代主义”的看法。显然，他们虽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德里达式的“解构”永远属于“德里达的”，这在后来与保罗·德曼、福柯等人的争鸣就是充分的体现。

    最后，就理论创新的情况而言, “解构”的名义常常被滥用,致使解构无可挽回地走向了庸俗化。西方学界对待解构主义的这一态度，无疑给中国学者提出了警醒：解构主义意味着一场观念的革命,但它决不是可供随意操作的运动，当我们拒绝作西方思潮的旁观者，企图“拿来”一点什么为我所用时，我们要吸取的是思想,而不单单是它虚张声势的架势，也不仅仅是个简单的名词。


    注 释：

[1][法]雅克·德里达.《解构与全球化》〔J〕.南京大学学报,2002,(1).

[2][比]布洛克曼.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3]徐崇温.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6.

[4][美]乔纳森·卡勒著，陆扬译.论解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5]陆扬.解构之维〔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6]陈晓明.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M〕.北京：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

[7]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8]胡经之，王岳川.文艺学美学方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9]马驰. 叛逆的谋杀者——解构主义文学批评述要〔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10]张隆溪.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M〕.北京：三联书店，1986.

[11]陆扬.后现代性的文本阐释：福柯与德里达〔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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